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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約見面沒有意義。」想這樣跟S說。雖說我若開心起來，如往常般扯淡些生活的事或與溢出尋常生活的事，那旅程就能繼續，對話不會中止；但我如此疲憊，忍不住懷疑自己這麼做的意義。我如此不信任，我是一踩便破的薄冰。
不是說維持某種來往的模樣，寄望於熟悉感所擦出的小火花，就能使說不出口的一切在時間與瑣碎的互動中平復，不是這樣的。人與人之間若失去相互瞭解與交談的渴望，如果上弦月自我們的唇形逃離，那何不就像南下高雄和北飛香港的班機，各自在軌道上航向目的地？沒有熱情的儀式引發多重倦怠，人沒必要強使自己鈍感地活著。
「只有妳這樣想，只有妳自私的大喊疲憊！」也許S想這麼說。但我怕了句子與句子間的沈默，怕了閃爍目光下的小小尖刺，怕了如風格般被營造的忽視，怕了過於神經質的討論：我怕東西怕西，然後記起來，我本來就是即使一整年都不見同類，也能悠遊自在地活著的人。
「就在這裡說さよなら吧。」我想這樣說。但人生不是拍電影，想在哪跟誰喊停就喊停。精神上的さよなら可以嗎？讓我也讓你自個兒活得開心點可以嗎？讓我只記住你最美的一面，不好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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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的小小悲劇：《真理與方法》的英文版好端端站在書架上，但遍尋不著中譯本。鼓起勇氣到樓上的「書塚」去翻找，在打了十個噴嚏外加眼睛發癢發紅後，卡西勒、《詮釋學史》、《立場》紛紛出土，伽德默爾卻仍半個鬼影都見不到。用掉五張衛生紙，我坐在樓梯上想，這是啟示嗎？——真理沒有方法，或者，西方真理沒有中文方法？……
這都無所謂。問題是我著急著想讀大師檢討方法論的那一章。因為前天在課堂上，老師第N次講消弭亙古時間差的共在感，忽然令我開了眼；回家後，果真洪漢鼎的《詮釋學史》變得像台中市地圖一樣易懂，我重新認識了史萊馬赫；忽然，那些老是說不出缺了哪一角的拼圖塊，變得溫馴俐落起來，隨意挪一挪就到了它該到的地方。就在這麼心花怒放的時刻，我卻找不到《真理與方法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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