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有文學

還在繼續讀《弗洛依德批判》。我已經不是為了知識而閱讀了，更多的，我是為了恐懼、迷惑而讀。

弗洛依德被指控捏造假證據，並強調精神分析乃不斷逼近「真理」之科學也（故，無可證偽）。弗洛依德學派曾試圖為假證據一說提出辯護：首先，在描述個案的治療過程時，所有涉及心理的觀察、解讀，以及相對應的療效判斷，本來就存在有無法精確的難題（例：我安慰了B；三天後，B開朗了起來。那麼，我的安慰之於B的轉變的效度該如何評價並描述？這是科學問題、歷史問題、還是文學問題？）。再者，個案若在接受精神分析後，獲得最初的康復（雖然過一段時間後又復發），醫生難道不能以為這是治療有功嗎？在提出這些處於模糊地帶的問題後，弗洛依德的門人再次肯定，精神分析握有「方法」，它能使精神病藉由剖析、瞭解、承認，終而得到釋懷和痊癒（只是，這痊癒必須被理解為「不斷痊癒」；換言之，一個人若一輩子都得定期坐到分析師的沙發上，那也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）。

不覺得很熟悉嗎？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、論調和態度。我以為，我置身其中的文學研究，就是這一類的東西。文學研究有可以證偽者，也有不可證偽者。可證偽者，史料判讀、資料引用、理論系統的邏輯性；不可證偽者，即為研究者的體悟與詮釋進路（我就是能從李賀的詩中看出某種「死亡美學」，你們能奈我何？）。波普說，凡不可證偽者，即為非科學，即可歸為宗教那一類的精神或現象詮釋學。文學不是科學，但這不是某種毀譽；我的害怕來自於，文學研究中有太多「一廂情願」的成分，且都是「我說了就算」的性質。一位以「誠」為信念的大師，他的「說了就算」的份量，不可與信念模糊的文學學徒相提並論；但是從大師到學徒，文學研究的方法的本質並無太大的差異。這就是我的害怕：無可檢證、學說與胡說只有一線之隔；最終，文學研究的價值只能「捫心自問」、「如人飲水」。

但，總的來說，這不是文學學門的缺點，而是特點。我的問題是，如何更合理的體會這一特點，像個有知識的文人（而不是像巫師），將我所知所學形諸論述。（十年前，去亞太所旁聽時，那年輕的老師看著我，禮貌又疑惑的問：「妳能告訴我，文學研究都在做什麼嗎？」這句話的震撼力道，直到今日都還十分強勁。是否，當日那無解的「驚嚇」，被我埋入無意識，至此之後，我就對文學保持懷疑的態度，並致使我習慣性自戕？）

讀Chateaubriand。在憂愁且無助的夜，能使文字精微而保持人性，帶給我同病相憐的慰藉，觀看他人痛苦的「沈重喜悅」，唯有文學。

我想像自己是一個牧人，在他那無人知曉的帳棚裡斷氣，然後被送進一座同樣無人知曉的公墓。他來到世間幹什麼？我自己呢？我在這世界上幹什麼？既然我終得到那兒，那麼，藉著早晨的清涼出發，早早地到達，不是強似在重壓之下，冒著白晝的炎熱結束旅程嗎？欲念燒紅了我的臉頰，不再生存的念頭像一陣突如其來的歡樂抓住我的心。在我年輕常犯錯誤時，我經常希望幸福了就死；因為在最初的成功中有一種至福，使我渴望著毀滅。（Chateaubriand《墓中回憶錄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