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凡時刻

論文進行到第五章後半，剩下悲士不遇的議題要處理；還有第一章，我得申論何謂文學批評；至於結論，我則打算畫出系統圖式，這些都還很傷腦筋，而時間只剩27天（扣掉重新檢查、校對、複印，實際上只剩22天左右）。

我沒有焦慮，也沒有緊張，這一路都是這樣的。這很像我之中還住了一個素未謀面的傢伙，是它使我不明所以的堅持著什麼，固執地一點一滴用掉所有的時間作長考。M老師問我就業打算，我說沒有任何打算，但我有一堆計畫，只要我好好活著，就會想辦法一樣一樣實現。

然後，寫這本論文發生了二件始料未及的事。第一件事，我沒料到跟著符號學方法走，竟然會讓我的世界觀翻盤（順便把以前亂讀的西哲串了起來）。現在，有個我改良過的符號關係式印在腦海裡，不管誰來跟我說話，還是我看到些什麼，那些外來訊息會在幾秒內被圖式分解（但有時不太成功）。這種類似人體消化系統的分解作用，給我帶來種種好處：保持觀察，保持感知，少生點氣，多點靈感，更接近巴特。

第二件事，我有個（莫名其妙的）把〈正氣歌〉擱在心上的老毛病，就在我反覆「槌打」〈離騷〉時，忽然瞭解了。大哉問：為何文天祥不怕死？（至少，他寫作的那個時刻是不怕的）我發現，答案就在第一段：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。下則為河岳，上則為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」很久以前，我的國文老師告訴我們，這是一股正義耿直之氣，造就人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氣慨。這種似是而非的漂亮說法，能唬人但什麼都釐清不了，願上天保佑他。不過，這事有點微妙，還真不好解釋。大約人若是找到與天、地運行規則的交通點，他會進入另一種「天理」而非「人欲」的視域。從這個視域看世界的人，他會養生，但不會固執於形軀；當理與事互相衝突，他又被逼迫得表態時，他寧願就理。這跟一般說的什麼忠貞、義氣、大勇亂七八糟無關，忘掉這些社會神話，文天祥的死才能對我們產生正面價值。

我不是說文天祥這種運氣不太好的事蹟涵蘊有一種可標榜的東西，畢竟他搞到被異族領袖抓起來，這裡頭總有些會讓莊子搖頭的差錯。但回到本文就本文的說，〈正氣歌〉真是千古奇文（千萬不要跟〈與妻訣別書〉相提並論）。

洗碗的時候，寫巴特傳記的那位先生引的一句話，從心底浮上來。1968年5月事件發生時，巴特和一些人曾被學生用「結構不上街」的標語嘲諷。寫傳記的這位先生疑惑的說，巴特對此只短暫的回應：那些在街頭發生的是言語而不是文字，他大概以為文字比說話更謹慎。

卡爾偉先生只說對了表面的意思，他沒有理解到一個作家對於語言使用的敏感度。滑頭的說，人們不能要求一個用錯詞語就難過上三天的人，要他用社運語言在街頭表態。正經的來說，人的說話是一種即時、隨情境變動的言語流，要一般未經過訓練的人，在這種即興的環境下合理的聆聽或表態，那有很大的難度。這與五月事件的意義無關，但與巴特一貫的文學主張有關。他一直認為形式是要負責任的，而他所謂的責任是有益的愉悅，形式應該帶來快樂（甚至是超脫）而非痛苦或恐懼。為此，寫作者比任何人都應該深思熟慮，使讀者能從形式得到立即的益處。（既然他如此多慮，那怎麼會上街呢？五月事件如同感性風暴。）

形式的責任，我在重新組織意象符號學方法時，觸摸到它的輪廓。中國的文學家喜歡談「法」，約莫是同質性的事了。下個月老師會告訴我符號式子到底有沒有想錯，我憂心忡忡，興致滿滿，還有，我不太記得我以前是誰。奧修的禪卡「平凡時刻」：如我如是地向前走，真是美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