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授的義務

老大在解釋行為與意義時，舉了上課這件事當例子。「人不會作無意義的事，好比說各位今天坐在這裡兒，絕不是偶然，你們各自都有來這裡聽課的意圖。」老大說：「我也很清楚，我今天走出家門，來到教室，就是要履行教授的義務，來向你們傳播真理。」

老大說的是很一般認知的話，可是，我坐在下面卻覺一陣驚天動地。記得有次讀書會，我也有過相似的經驗。那天，老大把「作者已死」簡略地說明一遍，我讀巴特讀成癮，這觀念早已不是新玩意兒。可是，當我親耳聽到，有人流暢地談取消作者的正面意涵時，我依然不能自控地感到激動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感呢？這很像是某種知識被複誦、認可的激勵，我對我讀的、所理解很是缺乏自信。所以，即使老師對學生傳播真理乃天經地義，只因老大臉不紅、氣不喘、直當當地將它說出來，對我而言，他在那當下印證了一個不容動搖的事實：教授的義務就是傳播真理。

我在東華兼課，進入了第六年。前幾年新手上路，恓恓惶惶，不知所云的喬段層出不窮，雖覺對不起學生，一時間也是莫可奈何。去年，我始稍能穩住說話的條理、在教學中談點文學院學生最欠缺的邏輯。有了講語文結構與邏輯的些許經驗後，今年，我有了點信心，準備向學生談（我最愛也最怕的）寫作問題。聽眾是大一的米米（複數），他們對於抽象概念的接受能力有限，我不能照本宣科巴特的論述，我必須把他的艱難理論化成簡明易懂、具「入門」功能的說明。把一件簡單的事情，講成很難，這和把一件很複雜的事情，講得簡單（但不能講死了）；這兩樣哪一個比較不好辦呢？我認為，後者比前者令人煩惱。

巴特的寫作理論架構，哪裡都很好理解；唯獨那個「形式」，它很特別、稍微難以契入；巴特的「形式」既是抽象又是體驗的。說它抽象，是因為它是寫作主體在進入寫作狀態時，用以面對自身風格和整體語言的「框架」；這是康德認識論的應用。寫作主體不通過某種寫作形式，就沒辦法寫點正經的出東西來（即使是「自動寫作」，也有其形式）。我們說形式亦是體驗的，那是因為一個作家的寫作形式，不會像是數學程式，只憑抽象符號的推算就能得到結果；寫作形式之所以能形成、能被活用、成為一種「個人風格的名片」，其成因千絲萬縷。白先勇的「現代主義」立場，說明了他的寫作形式的一個側面：現代主義的；可是這不是全部。我們再把白先勇的社會階級話語模式算進來、把他受到古典文學話語模式的影響也算進來等等；然而，這些都還不夠。簡言之，流派、傳統、社會階級、時代或其他，都能說明白先勇的寫作形式的某個側面；但這位作家的「寫作形式」之整體到底是什麼，這幾乎是不可窮盡的問題（所以，只能跟康德一樣，提出大範疇的劃定）。

雖說不可窮盡、很難解釋到完全清楚，但閱讀文學作品的每個人、正在寫作的每個人，都真真確確的感受到那個「形式」的存在。因為有這個形式，唐詩才成為唐詩；李清照才成為李清照。寫作形式很麻煩，卻不可忽視；大一生腦力有限，但最好在寫作的一開始，就有人把那個難以言說的指給他們看。我說：就像寫書法，難道我們要讓初學者拿壞毛筆，直到他練成家了，才給他好毛筆？當然要一開始，就給初學者好毛筆，這樣他的「筆感」才不會壞掉。我要跟你們談這個法國學者的理論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我冒著「切割」的危險，把巴特的寫作架構圖表化；不具象，米米們就不可能聽懂我在說啥米外星語。至於寫作形式，米米們沒讀過西哲，這是要怎麼談？我只好把「寫作的形式」簡單化為「說話的方式」。吳明益在寫〈望川〉時，有一種特殊的「語調」；蔣勳在寫《多情應笑我》時，也有他的語調：「這種我們在閱讀時、可感知到作家的說話的方式，它就是文本的形式。同理可證，我們在寫東西，也有自己的說話方式（即使還沒有很穩定），這就是寫作的形式。一個人的說話方式，和他的時代、身份、立場、意圖有密切關係。一個人要寫弔祭文，就不會寫成公告用的訃文；一個作家是傾向現實主義立場的，他就很難寫出先鋒派的朦朧詩。我們今天站在七星潭，想歌詠它，想也知道，我們不會寫出柳宗元式的文章……柳宗元的寫作和我們的寫作，最大的差異，不是文言和白話的差異，而是寫作形式、說話方式的差異……」

說真的，我講得很吃力，米米們用力瞪著我，我知道他們有疑惑。寫作架構不會是期末考考題，我也會盡可能的在這學期中盡量活用例子來說明。可是，我感到一種失落。下課後，騎經木瓜溪，望見遠山蒼翠，山勢陰陽開闔，我想起老大那句斬釘截鐵的話：教授的義務就是傳播真理。我忽然知道，這句話在我聽來如此震撼的另一個原因。面對米米們，我以講述真理自勉，可我不確定，我講的有沒有矛盾、有沒有失言。就一個寫作形式，我說得如此費力，到頭來，還有自己掉入迷糊帳中的危險。傳播真理，這件事不只是義務而已，它還是某種責任，某種仰賴於勤學的責任。「還差得遠呢！」我對自己說，然後加速到八十，和狂風一起飆過木瓜溪大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