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 由

在暑假中重讀結構主義時，我就注意到了，有種我極為熟悉，但一直沒在生活中實踐的「意向」，在艱澀的理論文字中跳躍著。它們雖然不免被翻譯後的中文文法稍微毀容，但仍舊保有女神般的誘惑力。我最初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撞見它們，然後又在構造數學的原理、榮格的類型心理學中看到它們；在《野性的思維》和傅柯、巴特的著作中，則是活生生的和它們面對面。我感到一種深刻的震懾，它們不是別的，就是解放、就是自由。

當然，純粹的自由只能是一種幻想；我們還得假設，這個幻象不需經過任何符號就能完成；換言之，純粹的自由並不存在，起碼，不存在於我們可感知的存在中。只是，當一個研究者，手持結構主義的方法論，彷彿拿著一份《人權宣言》；當他說：我不相信權威和一切自命有影響力的東西，我不相信個體性會消失在整體性之中；我相信純粹形式只存在於遙遠的天國，而歷史意識是一種暫時性的集體幻覺。我相信在系統和規則之下，我們永遠都要看到最初的個體仍然保有生命力和自主性；個體的存在，其自身就是革命的種子。當這些研究者在其論述中，埋下這些檄文般的信念時，他們的生命和論述就成了一種實踐——堅持自由的信念之實踐；自此，我們就不能把他們當成一般學究來看，他們是真正的知識份子。

在我當文學研究生的歲月中，我曾否有過那麼一次，清晰的理解自由，並且徹徹底底的在論述中展現？沒有，十分之一次都沒有。我以為我站在自由的陣營，但事實上，我經常選擇的是意識型態下的偽自由。所謂「同其情的理解」並不能保證個體之自由，必須要有一種來自思維上的肯認：是的，汝乃具體存在之個體，並非任何抽象定義下的存在。在學問的思辯上是如此，在生活中的人事亦然。這幾天，我試著分析原因，是什麼蒙蔽了我的眼睛？我不想涉及任何國家社會的偉大假設，我將一切歸咎於中文的語言問題：語法不發達，缺乏明確的指涉性、缺乏分析性，從而批判的邏輯無由誕生。這些看似缺陷的特徵，導致「識人不明」，「太和之美」被各種意識輾轉操作，迷惑了文學研究生的腦袋。而這些被製造出來的災難都指向一個意指作用：被權力不斷重構的秩序。

所以，明白了這一點，才能體會，胡適他們帶動的白話文運動，為什麼會跟自由與個人主義勾連上。語法與自由，這是從思維方式的層次出發，理解到表意工具確實與政經制度息息相關；語法的混沌，使得自由的思維、改革的力量無從彰顯，國家就會一直處於矛盾的、老舊的、烏煙瘴氣的「傳統」意識中。若從這角度來看，革命尚未成功，白話文運動還未停止，讓思維趨向自由之境的語法和語言哲學仍然有待建立。這就是說，文學研究生仍然有待被拯救，或需要自救。

學術就是生命的「再現」，生命的體會理應能融入學術，它們不可能是二回事；或者，像結構主義會說的那樣：雖是不同的語言系統，但「學術」和「生命」的話語能互相交流、產生意義。如果，我曾經伸張「自由」，那我最好真的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，並且如實的在生活和論述中實踐。在這裡，甚至連「勇氣」都顯得像基本配備，不值一提。我們需要的是中文的邏輯和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的誠實。

今天，在凌晨清醒前，得一怪夢。我夢見《在巴黎餐桌上》的作者（A. J. Liebling）對我說：我年輕的時候，一直以為社會發展的基調是進步的。當我抵達巴黎，接觸到可以名為「自由思維」的氣氛後，我修正了部份的看法。自此，我對社會的認識在進步與退化的兩極擺盪；在這兩者之間，我一直抱著懷疑：懷疑映入眼簾的每件事，是不是沾染有「舊世界」的遺毒。

「舊世界」是指以某種神學、形上學或歷史意識統一世界萬象的時代。這位作者是美國人，號稱有饕餮之胃；《在巴黎餐桌上》的重頭戲就是他吃過一道又一道的佳餚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作這種夢，也許，這就是巴特說的那種「氤氳」的作用吧。氤氳充斥在一切文本中，它引誘人去閱讀、去破譯；就像曾有什麼超乎於作者和語言的力量，將看不見的氤氳置入一切所造之中。至於我在艱澀文論中讀到的「氤氳」，那簡直就像是來自Justitia的神秘之光，在字裡行間中躍動著人類的希望或者幻想：自由、平等、正義。


備註：圖片為德國法蘭克福市的Justitia塑像，引用來源:http://www.a-k-dahesch.de/start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