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得不寫

三千八百一十六字寫了近二十天，我感到崩潰，依照進度表，這時該完成至少二萬字才對。我停下來思考，哪裡出了問題；於是，又花了三天，真是瘋狂，我的腦袋像是填麵包餡的水果泥。

事情應該要很簡單才對。我的研究目的是指出情志批評的批評模型，在一個完整的批評活動中，必然有(1)批評主體、(2)批評對象、(3)批評方法、(4)批評所生產之意義等幾個項目可探討。其中，批評主體的性質和類型，關涉歷史的、情境的、立場的等問題；而漢人的批評的終極對象經常不是作品亦不是文本，應該是所謂的「政教語境」或「情志」。情志，其實也可以算在「語境」中的一環；換言之，在情志批評活動中，批評主體所面對的不是作品，而是語境。

假設這個推論正確，我可以反駁那些對於漢代批評政教化的負面批判。首先是劉若愚，他對〈詩大序〉的質疑：為什麼詩歌的自然情感表現，必然能夠反映政治和社會？第二是施淑，他那個被抒情傳統論述經常引述的觀點：漢代闡釋者構造出了「先詩篇而存在的一個絕對意志，一個凌駕詩篇之上的道德虛構」。

針對劉若愚的反駁：他的質問基本上不成立。第一，〈詩大序〉不是從詩歌表現論去談反映政教，它本身就是一種有立場的文學批評，而不是建立規則的文學理論；〈詩大序〉的要務在於生產意義。就大序的作者而言，詩歌意義的闡發端係於「理念」，而非詩歌作品。第二，當〈詩大序〉意在於談論詩歌的可興轉出的意義，並以此達到諷諫、教化的功效時；這時再去問：為何不從詩表現、詩審美去闡發意義，這是在漢人的系統外提問題。換言之，劉若愚提的，是我們當代的文學問題；拿二十世紀的問題，去問二千年前的古人，請問意義在哪？合理性在哪？（我相信這不是沒有意義，而是這意義對於瞭解漢代、從中發掘新視野，可能幫助不大；但對建構某種中國現代理論，倒是有種破而後建的效果。）

針對施淑的反駁：「絕對意志」、「道德虛構」這些都是抽象思維的用語。眾所周知，中國沒有抽象思維：古人不可能為了鞏固一個抽象的「道」，然後依照這個道的形式，進行種種模仿與表現。這是西方文藝的情況，不是中國的。簡言之，依照某種正統思維，剪裁所有的詩歌作品之意象，使之符合正統之要求；這看起來很像「真的」，但卻不是實情。問題出在於觀看的方法：當研究者沒有涉入古代情境，而只是拉開距離、客觀地看古代的文學現象時，他就容易得到一種輪廓式描述，由這類描述中導出的分析與歸納，就是一種「意識介入」，而非海德格要求的「傾聽」與「貼近」。當我們進入政教情境，「詩歌闡釋的道德化」不是問題的終點，反而是起點：為什麼非「道德化」不可？為什麼詩必言志？這裡除了知識份子的良心之外，沒有其它可談了嗎？等等。

我拿前輩開刀，語氣不能太衝，又不敢保證自己一定對；就讓我煩惱到死吧。XD

因此，漢代闡釋學的「道德化主體」必須被修改為「情志化主體」。他們不是扣著抽象的理念在作批評，他們是依著語境、「體其情境」而有所發。這是漢代批評主體的第一特徵；按這這特徵，情志批評才有可談之處：主體情志化、對象情志化、方法興轉化與譬物連類化、意義迂迴化或者迂迴意義化。漢代批評者看到的世界，不是「理型」的世界；而是透過主觀主體之情志而所見到的情志化的世界。「情志」可以和「氣」的問題結合起來談，但我現階段沒有這種把握；只能點到為止。

因為漢代文學批評有情志化的特徵，才能開出六朝的審美式批評。這裡又有一些冥頑的論述，比如，六朝唯美文學乃為兩漢政教文學之反動。這類論述的史觀，是傾向唯物鬥爭的；歷史能開出新穎性，其動力與可能性來自於反抗與戰鬥。這種說法的代表人物是劉大杰。好，基本上，我不反對戰鬥演化的觀點；演化的目的是開出相對的新穎，進不進步又是另一回事。但是唯物鬥爭，這又是一樣的問題，它不是古代的中國實情；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，這不是中國人要煩惱二元對抗問題。一腳踢飛它，直接進入歷史的與情境的體用辯證癥結中，這才是中國問題；這裡可能存在有鬥爭，但非關唯物，是一代人向體用之法合不合宜進行鬥爭的問題。

這樣氣盛的亂語，一小時就能寫出一千六百字；這是說，我一回頭面對論文，就捲成蝦子嗎？真是豈有此理、豈有此理。（吐氣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