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論的緊張感與其他

檢查最近寫完的小節時，我發現，和今年三月時比起來，這些文字明顯地少了理論的緊張感——這是我的詞，用以稱呼那類理論白熱或過熱的狀態。我不再時時感到那種需要，即每隔二頁就把某派學說或某個理論家的觀點搬出來用。

我擔心自己是否把事情想得太簡化了。去年，重讀結構主義時，過度繃緊的神經和被逼亂的腦細胞，養成了某種「在艱難理論中求生」的機動性；這會兒，我不再言必稱海德格，邏輯搬來弄去，倒是有了點失落感、不安全感。我從二方面反思這件事：首先，所有的理論都只是形式；這些形式若不放在文本、生活或社會之中去落實、印證、評述，它們將毫無意義——是百分百的無意義；因為形式不能獨自產出意義，沒有內容、沒有主體的驅動，意義不會自生。即使是李維史陀，他也不會在論文中，動不動就開始硬生生的寫起結構主義原理；而在《野性的思維》中，他感性地藉由伏爾泰遺物在談「檔案」的問題時，我也沒懷疑過他稍有一刻不是結構主義者。再者，這些理論不就是在談這些事嗎：本體論與認識論；形式、內容與責任。總之就是：人是什麼？如何存在？如何使人、使社會趨向無憾的幸福？從這簡單的疑惑到簡單的願景，此間開出繁複的文化與歷史現象。

寫完這二段後，我出發去上老大的人文學方法論。久違的B117教室，從博二時踏出後，竟也有四年的時間沒再進去過。老大一進教室，不改天秤本色，開頭就說：「這門課應該只有五個博士生修，現在教室裡卻坐了這麼多人（快二十個），可見大家愈來愈內行了。」云云。然後，他發下講綱，從「我站在哪裡、面對什麼對象、承接何種典範、進行哪一類研究」開始解說。

從第一次上老大的課到現在，算一算，距離也有六年了。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，那時我坐在位置上，幾乎是恨恨的瞪著講課的人。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恨意，不是討厭，不是抗拒：我不明白，為什麼有人講的話，可以如同豆腐切割器一樣切割我的腦袋？老大的口頭表述層次分明——那是真正的理論層次，不是普通的分點、分項——我的筆記可以證實這一點。那時，我聚精會神的聽老大說的每個字；愈是聚精會神聽，我就愈是恨得牙癢癢。我碩班以來的思維結構如同散沙，可見一斑；上老大的課形同「整骨」，全身骨架不被整得喀滋喀滋作響，就沒有那三年後，我開始慢慢讀懂巴特的可能性。

今天，老大講完研究態度後，開始依序談起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、目的與方法；並且比較這三類研究的差異，用以突顯人文學研究的特質。我以為我可以輕鬆的聆聽（畢竟這幾年，在老大的討論聚會中也聽得夠多了），可是，到了第三小時，我的腦袋又開始發熱，進入某種白熱狀態。嗯，實證、詮釋與批判是不同的方法論進路，既言方法不同，其本體論與知識論的預設也大相逕庭；請問，這分野應用到中文的人文學研究中時，我們該給出何種省思？……

老大滔滔不絕的一路講到五點半，我最後又是抱著頭、苦惱地在筆記上寫下一堆問號。不過，這六年來，我總算有點進步：下課時我沒有頭痛發作，也沒有一肚子忿忿不平。出門前，我那悠悠的感嘆：缺乏理論緊張感，已經不知消散到哪兒去了。人就是這樣；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磨不長進（我是說我）。海爺爺，對不起，我愛你；改明兒我就打起精神，繼續把荷爾德林詩的詮釋看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