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索「在場」

閱讀他的手稿使我很痛苦。……我的觀點不能不是這樣：死亡發生後二十年，閱讀一位朋友的手跡，就像彷彿重新發現了一封無人認領的信。在墨水的顏色中，在字母的書寫中，人們認出了一個肉身。（Antoine Compagnon〈作為聖徒波里卡普的羅蘭‧巴特〉）

在《反現代派——從約瑟夫‧德‧邁斯特到羅蘭‧巴特》一書中，我看到了這段話。我不能假裝自己只會這麼想：這是一段哀傷的朋友的感言，不論Compagnon在文字中看到了什麼，那都是僅屬於他自己的私密的「言外之意」；他不曾「看到」作者，除了那一幕幕閃過他腦海的回憶之外——他認出了一個肉體，但那只能是「書寫的身體」，不會是「真正」的巴特。

即使作者已死的論述，取得普遍的認可和成功，作者仍舊是個問題；這問題就顯現在這樣的閱讀心理中：「我懷疑這本日記究竟能引起多大的興趣，如果，讀者在閱讀它時，不曾產生對紀德其人的、某種最初的好奇心的話。」（巴特〈論紀德和他的日記〉，1942年）這是巴特在廿七歲時寫下的句子，其先鋒派的論調遠在十年之後；他這時是個熱愛經典的文學青年。同樣的，對作者的好奇，也展現在其對研讀米歇萊的執著上。在巴特的傳記資料中，他被描述為對米歇萊的生平軼事如數家珍；只要一提到米歇萊，在其侃侃而談的姿態上，還要冠上一句形容：眉飛色舞。

翻開《米歇萊》，我們很快會發現，這本書之於正規的歷史學研究，是個不折不扣的「異端」。姑且不論《米歇萊》中的巴特式文體，注定了這本書不可能是分析的；此書的陳述立基於巴特對於米歇萊其人的「著迷」：米歇萊的偏頭痛、怪癖、嘲諷的嘴臉和世界觀——如果說，在閱讀中，在文學評論中，「作者」不宜在場；那我們要怎麼看待《米歇萊》？難道事情不正是這樣嗎——恰恰是由於在「前批評階段」時（巴特稱《米歇萊》為「前批評」），巴特已使米歇萊充分在場——他仔細的扮演這位歷史學家，從最枝微末節的小事開始：他使米歇萊「降臨」自身——他取得了一種情境的同步性，得到透視米歇萊傾注一生之基源問題或終極關懷之能力；職是之故，若有進一步的米歇萊著作評論時，巴特便可宣稱歷來被意識形態建構的米歇萊已死，即作者已死；而在前批評中已與米歇萊「同在」的讀者，便可拋去包袱、自由而新穎地談論米歇萊：作者的不在場，是以其「前在場」來取消的。

在理智上，我們毫無困難地運用作者已死的觀念；但實際上，文學評論經常看起來像是淪陷在某種含混中：作者既在又不在。人們很清楚，作者不能無上限的為一切傳記、軼事、被指認出來的個人風格背書；然而，我們還是從手稿、錄音、錄影或相片中，認出了一個肉身——如果不能歸諸於某個大寫的名字、某個作者的話，那會是誰的肉身呢？差異的形體，迥然不同的思維結構和修辭意識，那不是作者的話，會是誰呢？

這不只是這樣的問題：我依循何種實存之能指織體，從而認知我的認知；這也是這樣的問題：在充滿我的標記的認知之前，此實存之能指織體由作者所標記。我可以不斷取消歷史（包括自己）對於能指織體的反覆建構，從而得到「重新談」的立場和可能性；但是，作者的標記卻永遠與能指織體同在。我們可以說，作者的標記不等於作者之存在，不能以對作者的總體認知，消弭差異地對一時空之標記作詮解；然而，我們卻無法真正的否認這件事：作品中留存的作者之標記，總是與作者之存在有著象徵性關係。文本埋藏著象徵的引線，誘發讀者產生連結象徵的慾望；就像《日記》與紀德的關連、《偶發事件》與巴特的關連——正是這些「風格」透明、造作修辭降到最低的文本，能使讀者更「純粹」地幻見作者之存在。

《長恨歌》：芙蓉如面柳如眉。Compagnon說：（從那些手稿中）我們如何能不感覺到他的憂傷呢？或者，司馬遷：讀其文，想見其為人。作品一問世，便脫離作者進入歷史中，歷史會為其創造出另一個作者；就這個意義而言，我們該認同作者已死的理念之用心。不過，當Compagnon捧起巴特的手稿，當巴特在《法國史》中認出米歇萊的肉身；我懷疑，這時我們不該再談作者已死。此時此刻，閱讀已經溢出語言之外，感性與理解出了格，讀者進入了「共存視域」的通感世界。在這裡，米歇萊還伏在桌上振筆疾書；1979年的巴特仍坐在書桌前，痛苦與困惑的寫下扭曲的文法——所有的總總都未曾消逝。蔣年豐：仁心詩興，音容宛在之美好；作者未死，文學未死，閱讀經典的愉悅帶領我們奔向其本質：以「共在」之名，一切都是在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