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明告君子,吾將以為類兮」,這是〈懷沙〉的最後一句;一般注家都將它視為屈原行將絕筆辭世之言。王逸章句其意,曰:「言己將執忠死節,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,宜以我為法度。」
以屈原為法度,這有點令人毛骨悚然。這位擇善固執到命都不要的人,和周遊列國的孔子、孟子相較之下,他更有資格接受楚狂接輿的嘲諷。在那容許士人為了理想出尋名主的年代,屈原反而讓自己的抱負只寄託在楚王身上;這是他秉賦的性情與血緣、民族情感使然。王逸逕將「吾將以為類兮」做此詮解,無異是擴大表彰了屈原的死節,而暗合了統治者的心態,欲後世臣子皆以死節是從。「吾將以為類兮」可以有二種語法上的理解:將以吾為類法、吾將從前賢之類。這二種讀法可以延伸出好幾種意思:(1) 以我的死節為榜樣;(2) 以我的擇善固執、耿直不曲為榜樣;(3) 我將從死節之前賢類屬;(4) 我將執死節以成就忠直之處世原則。我們可以發現,意義在字詞之下滑動:君王或文人讀至這句,都可以想成(1)至(4)任一種意思;然後憑自己的理解繼續擴充文義。所以,白紙黑字,從來都很難真正的寫清楚些什麼。字詞在空白中畫出一塊疆界,各種不同的閱讀思維就在這疆界之內較勁角力。離開了文本,我們就會炫惑於那些互相較勁的詮釋:誰的權力大,誰就會成為主流詮釋。這種所指的權力鬥爭,大多是以有教無類、循循善誘的姿態,溫和但堅決的植入讀書人的腦袋。讀書人若無自覺,就會迂腐的同化於權力話語。
王夫之在「吾將以為類兮」之下作注,曰:「而猶明告君子表著己志者,蓋欲使有心者超然於禍福之外。抗忠直以匡危亂,勿懲己之放逐,而欲勿以為類也。」很明顯的,他就不會去放大屈原忠直死節的部分,而取其耿直勸諫、寧鳴而死的精神。王逸與王夫之,從漢代到明代,其思維主體固型化與自由化之區別,可見一斑。這就是後世思想家不屑於漢儒的主因;主體何在?思維之活潑與自由何在?若不是臣服於權力話語之下,便是僵死在訓詁之中。
關於這一點,的確很難替漢儒翻案;即使如此,漢代訓詁、章句之學還是有它微妙的地方。是誰先發起,將文句拆散彷彿子命題,在其下一一衍伸大意?一反先秦時隨語境變化詮釋的從容隨興,能指和所指自此正式進入你追我跑的無盡遊戲中:不從結構與訓解就無法粗解文義;但又說一即不中——唯有忘言,方能得意。
圖片:傅抱石筆下的屈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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